11月1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的重大转向，中国经济转型有望迎来实质性突破和转折。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指出，中央提出加强供给侧改革，体现了当前经济问题的准确判断。中国面临的问题显然并非简单的需求不足：一方面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国民蜂拥到日本买马桶；一方面国内奶粉行业陷入困境，另一方面澳洲、德国的奶粉被国人买得断货。中国经济真正的问题在于供给侧的结构性缺陷：要素价格扭曲导致资源不能有效配置，一些行业过度投资过度发展；政府管制太多、法治薄弱，严重抑制了创新活动，减少了有效供给；中国企业普遍停留在低成本竞争阶段，中国目前的供给现状是低端供给过剩、高端供给不足，无法适应居民消费升级的需求结构。

这些问题，粮食行业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国人粮食需求已经升级的同时，供应却难以跟上，导致国人“用脚投票”，出国买食物。在如此供需结构失衡的局面下，“供应侧改革”正当时。

一、需求升级：从数量到质量

1、国人“数量”需求已基本满足

“美国每年人均肉类消费量达到235磅，相当于每人一年吃掉470个大汉堡。但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3.5亿人口的大国，其目前肉类消费量是美国的两倍——虽然年人均肉类消费量仅为美国的一半”。首先胖起来的美国人，越来越担心逐渐胖起来的中国人和他们抢肉吃了。确实，贫瘠了大半个20世纪的中国，现在又富起来了。“何不吃肉糜”放在今天，只不过是一句再普通不过的问句而已。当前，中国每年人均肉类消费量已经从建国之初的只有4公斤上升到2014年的62公斤，从过去的凭“肉票”定量买肉到“想吃就吃”，我们的膳食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粮为纲”悄然向“以肉为纲”转变。

肉禽蛋奶吃多了，粮食吃少了

中国人的生活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到现在，发生了深远的变化。从膳食结构上来看，我们的粮食吃得少了，蔬菜也吃得少了，相应地，瓜果肉禽蛋奶糖油水产的摄入提高了2倍以上。1990年-2013年我国膳食结构变化：食糖占比从0.3%提高到1.5%；干鲜瓜果占比从3.7%提高到11.1%；奶类占比从0.5%提高到3.2%；蛋类占比从0.9%提高到2.2%；水产品占比从0.9%提高到2.8%；肉禽及其制品占比从3.9%提高到8.9%；食用油占比从1.3%提高到3.4%；而蔬菜和食用菌占比则从33%下降至26.5%；粮食占比也从55.5%降至40.4%。

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个曾经富足，又贫瘠的大国又有了胃口。截至2014年，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年全国猪牛羊禽肉产量8540万吨，比上年增长2.0%，平均每人62.43公斤，比上年增加0.93公斤；其中猪肉产量5671万吨，增长3.2%，平均每人41.46公斤。全年禽蛋产量2894万吨，比上年增长0.6%，平均每人21.16公斤；牛奶产量3725万吨，增长5.5%，平均每人27.23公斤。

我国粮食缺口可能正被严重高估

近年来，有关我国居民肉类消费增长趋势及其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受到了学术界与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肉类消费的增长对国家粮食安全，特别是对饲料粮安全会产生重要影响。

一些研究表明， 老龄化是影响家庭肉类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数据分析表明，牛肉消费量随着消费者的年龄增长而减少。31-50岁人群肉类消费量最高，而在50岁以上组群中肉类消费量随年龄增长而递减。如果不考虑人口结构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夸大未来我国粮食需求和粮食安全问题。

随着中国膳食结构的升级、国内供应能力受限，饲料粮或肉类、乳制品的进口将持续增长。但增长的速度值得我们关注，这需要动态的思维，正如前些年进口规模以超乎想象的速度扩展，未来也有可能以一种出乎大家意料的方式和速度回落。

综上所述，考虑到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膳食结构变化，这些因素都使我国居民肉类消费需求增长趋缓，因此在未来的相关研究和政策制定中应该动态考虑这些因素对食物消费需求的影响，以及与此相关的农产品供需、贸易等方面的影响。

2、从方便面指数看中国需求的升级

“春运必备神器”方便面堪称中国的全民食品，食用人群广泛，无分男女老少、三六九等。每年有400多亿包方便面被中国人吃掉，相当于其世界总消费量的一半。倘若要用一种快速消费品来度量中国人的消费行为特征，那么，“方便面指数”是绝佳之选。而2014年的一个新变化是，方便面开始失宠于中国人了。

根据市场研究公司AC尼尔森的数据，2014年第三季度，中国方便面的销量同比降低了9.1%。

 “方便面指数”是衡量中国人消费行为迭代的极佳标志。中国人追求高品质消费品的观念早已有之，如今行动逐渐跟上了。人们对于消费品的品质（安全、健康、品位等）越来越看重，也越来越有动力、能力去选择。一方面，这和收入的增长有关系；另外一方面，也和网络的发达关联，随时上网查查就大概能知道一个消费品的真实价格和档次，要是不喜欢就用脚投票，比如找不到适合的方便面那就吃面包、饼干等等。换句话说，消费者虽然依旧喜欢和追求高品质，但绝对不是“钱多人傻”，也逐渐不再是“买不到正货买冒牌”。而以往说到消费行为升级的时候，往往只说较高收入人群。事实上，一个社会的消费行为是无法割裂来看的，高低收入人群之间的拉动、模仿效应客观存在。

而消费者的行为和企业之间是互动关系，也倒逼着企业改革。只是，消费者的尴尬在于，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较容易被忽视；高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又更朝向国外。可这招对于方便面企业来说很难复制，或者说还未应用到。因为前些年受益于人口红利，方便面的增长太快了，发展相对粗放，和三聚氰胺后的乳业状况很不同。

 “方便面指数”全面地映照着普罗大众消费行为的变化。人都有向上求好的需求，并且在有能力的时候会把需求付诸行动。问题在于，国内大众消费品品牌该有更多规划了。不能既部分忽视掉低收入群体，也无法满足高收入群体的需要。

二、有效供给不足 国人用脚投票

2015年春节期间，国人到日本抢购大米、电饭锅等物品，深刻地折射出中国制造的质量问题。日本大米有什么好吃的？黑龙江粮油卫生检验检测站曾经比较过日本和中国大米的成分。选取日产和国产各两种大米的检测结果显示，日本大米都超过中国国产米。

可以说，日本从70年代就大米过剩，只好琢磨咋能让米好吃。近代尤其是1900年以后，随着遗传学理论的重大突破，日本和中国一样在水稻改良研究方面突飞猛进，目标主要是培育出更高产和耐病性的优质水稻。在此期间，日本每个时期对于育种设定了不同的主题和目标。1970年代是日本水稻从量到质的一个分水岭，从二次大战以前到战争中、战争后的粮食困难时代，主 要以高产为最重要目标，而1970年前后，日本进入稻米过剩时代，日本人民发现大米并不是稀有物件了，开始傲娇：我要吃好吃的米。于是以市场评价好与不好为开端，日本农业工作者开始把品质作为最重要目标。

反观我们，最拿得出手的五常大米，近年也屡屡曝出造假问题。业内人士估算，黑龙江五常大米年产量至多为105万吨，但目前全国市场上标售的“五常大米”至少有1000万吨。这意味着，市场上90%的五常大米都是掺假的。五常大米之乱，既包含大米产业品牌保护和监管的困境，也体现在大米生产和销售环节所衍生的这条灰色利益链的野蛮生长。

包括上述小麦市场的结构性供需失衡也是需求升级的表现。在此不再赘述。

三、粮食行业供给侧改革迫在眉睫

怎样进行我国粮食行业的“供给侧改革”？中央提出的“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就是很好的药方。怎样把这样的指导思想贯穿于粮食行业的“全产业链”之中？笔者认为，从生产到流通，再到消费环节，都要进行“供给侧”的再造。

1、生产环节：从数量导向到质量导向 

如果把粮食也看做中国制造的一部分，质量同样是个大问题。当前国内粮食不是数量不安全，而是质量不安全。我国粮食生产陷入了一个“劣质”的恶性循环。由国家主导的供应端（包括育种、生产和收储），与市场主导的需求端之间出现了断裂，粮食质量欠佳使得国内粮食市场结构性供需失衡。

国内粮食连年高产的背后不是市场需求的力量，而是政策的强力刺激：以“数量”为激励指标，生产出来的粮食自然不能适销对路了。当我们国内生产的粮食发展到完全被市场抛弃的时候，每年的产量即使增长再快，也无法被市场化，反而是一种资源浪费。当粮食质量问题恶化到一定程度，被市场抛弃的粮食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质变”就导致“量变”了。

长此以往，国产粮食就容易被贴上低质低价的标签，有朝一日，我们的政策改弦更张，想打质量牌，翻身就没那么容易了。中国制造都在努力升级换代，提升自己在国际上的品牌形象，中国的粮食也理应跟上来。

2015年两大粮食类重磅报道——隆平超级稻在安徽的减产绝收风波和国人抢购日本大米事件，都为粮食行业敲响了警钟。当前，切实提高我国粮食质量的迫切性，已经丝毫不亚于持续增加粮食数量的重要性了。

2、流通环节：从政策拉动到市场拉动

造成当前困局的最根本原因是我国粮食行业发展的动力源出了问题，不是靠市场内生力量作为引擎拉动，而是靠政策的外力辛苦推动的。换言之，资源配置的机制，不是市场配资资源，而是政策配置资源，哪里有补贴，资源就流向哪里，价格信号也在这个过程中被扭曲，自然无法达到最优状态。而靠补贴支撑产业的发展，最终都难逃政策破产的劫数，泰国大米典押政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当前，粮食民营企业严重依附于政策存在。我国粮食行业长期低迷，产品供给滞后于需求的升级，与行业的政策市特征息息相关。“政策市”让部分企业失去了发现市场需求趋势的本能，又让另一部分企业即使看到了市场趋势，却难以顺势而为。

我国粮食行业的“政策市”特征能否消退，很大程度决定着今后行业的发展路径。要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价格机制更为市场化，这些都是新一届政府要推行的改革重点。当前的市场态势也确实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国内原粮和成品粮价格、产销区价格以及国内外价格的倒挂，正在扭曲着粮食市场，也倒逼着政策的改革。

从去年开始，临储大豆、棉花再到玉米，最低收购价稻谷和小麦，新一轮价格闯关启动，撬动了“坏的纳什均衡”，试图重塑良好的均衡。粮食作为一种大宗商品不可能脱离商品的属性，其价格不应该只涨不跌。要完成粮食从“量到质”的升级，必须改变我国农业发展的源动力，化政策补贴为市场拉动。其中关键在于深化价格机制、产权机制的配套改革，出路在于构建完善的粮食市场。

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的环境下，政府应当如何作为？真正强大的政府是法治的政府，有限的政府，而不是无限的。国家更多地应该做好市场培育、构建诚信制度，提供公共服务，形成一个有序的、法治的社会，切实释放农民和其他粮食行业从业者的积极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产业发展的动力源才会从依靠补贴转变为依靠市场。

正如周其仁所言，现阶段中国制造的“价格优势”已经逐渐失去了，政府管理的“价格劣势”就要加速消除。换言之，必须降低政府服务价格，靠拧掉制度成本把“中国价格”找回来。把价格调下来，市场就起来了。前海自贸区、上海自贸区，为什么这么火？公司都喜欢去那儿做生意。因为自由贸易区把制度性成本给降下来了。

3、消费环节：市场需求还得市场解决

市场的需求不能被控制，这样的教训是计划经济时代留给我们最大的遗产。即使在粮食统购统销的年代，粮食需求也屡屡在计划之外。当前早籼稻轮换困境更可见一斑——储备粮能买得进，但未必能卖得出。消费者饮食习惯的改变，是一个长期的渐变过程，若没有打通“市场端”，卖粮难一定会出现。如果在主粮化战略的利好刺激下，各种资本蠢蠢欲动，大量流入土豆生产领域，滞销将再次出现。

要培育消费需求，我们得先给嘴巴一个理由。说到底，需求是产品能否上位的关键。如果人们吃着不爽，再好的政策也没办法。有媒体人就建议，土豆主粮化，多几个本土乐事薯片这样的企业就有救了，因为只有企业才更了解，以及更愿意花时间和金钱去了解市场需求。土豆也好，三大主粮也好，真正要发扬光大，要物有所值，还是得把希望放在下游深加工和品牌运作上。如果企业能在产品研究方面多下功夫，为市场提供适销对路的多样化产品，那么需求是可以被培育和引爆的。

政府出面推广某种食物的例子其实不少，但成功的屈指可数，失败的例子则比比皆是。比如英国倡议食用大闸蟹。英国泰晤士河大闸蟹泛滥，因缺少公敌，严重影响生态系统。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为此成立了一个专题研究小组。他们发现，大闸蟹在中国和东南亚是美味佳肴，于是提倡英国人要多多捕捉大闸蟹，将其做成盘中的美食。可是，英国人的回应十分冷淡。一个是他们不懂怎么吃。另外，据说英国人从来不待见淡水水产，人家看重的是金枪鱼、三文鱼这样的海鲜。

相比之下，市场对市场的了解和把握靠谱很多，推广成本也比国家低得多。要知道，为了了解我们的欲望并用它赚钱，商人们进行了很多辛苦和严肃的研究。“我们对自己的欲望过于漫不经心，了解我们欲望最透彻的人往往不是哲学家，而是受利润驱动的市场主体”。（文章来源：广东华南粮食交易中心）